記者∕作者：林柏儀 立報 2008-07-27
在上一次的高教政策的迷思系列之一中，我們討論到應當是讓「高教公共化」，增加「公共補貼」，或者以「辦學好壞」來有限地「調整補貼」（而採低學費、或無學費政策），都會比以「辦學好壞」決定「學費調整與否」（很可能導致高學費，以及促成「教育私有化」）來得更好。
但是，前述我倡議的這種「公共化、低學費」政策，卻被部份人士指稱為「有違社會正義」的政策。相對地，他們提出了一種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的說法，而甚至批評公共化、高補貼的高教政策將強化「階級再製」、有違「資源重分配」的原則。我認為，這些說法雖然探究到了「社會正義」的核心問題，但其提出的概念有其偏誤和不足，卻又一定地影響了公眾的思想與討論，值得我們和「反高學費運動」支持者一齊積極面對。
解析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論
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論主要的論述主要包含了兩個邏輯：
第一、補助高等教育的錢來自於「全民」的稅金，但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人只是「一部分」的人而已（根據內政部統計，儘管到現在，20歲到24歲的人口中，也僅有45％的人取得大學畢業的教育程度而已；也就是大約只有半數的學齡人口能接受高等教育），他們認為，用「全民」的稅金補貼「一部分」人的高教經費，是不合理的，特別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未來往往相對「高收入」，還不讓他們支付「合理的教育成本」（也就是「高學費」），是有違社會公平的。
第二、除此之外，他們指出目前台灣的教育資源在「學校之間」也是不平等的分配。在台灣，只有3成的大學生是就讀公立大學，這些「公校生」享受好的教育資源、卻只需負擔低學費，而且普遍來說這些人的家庭社經背景都較好；而另外的7成大學生是「私校生」，幾乎沒取得公共補貼，整體資源較不足，卻得要負擔高學費，卻多半來自社經地位較差的家庭。他們指出，這是一種公共資源的「反向補貼」，有違社會公平，所以，特別是公立大學應當調漲學費，讓社經地位較佳的學生負擔較高的成本。
這兩個論述過去從部份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（可參閱台大經濟系吳聰敏、駱明慶教授等人的相關論文）開始流傳，而在今年6月台大校長李嗣涔對「台大是否要調漲學費」的發言中引爆。李嗣涔公開說到：「台大學生享受一流教育資源，且平均來自社經地位較佳的家庭，如果不漲學費根本是『不公不義』！」一時之間，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正式成為了「高學費政策」的主要支持論述。自此我們時常觀察到一種「不該用全民的錢補助『少數人』、特別是『有錢人』，而應該對他們採取『使用者付費』的邏輯」，影響公共意見，來反對對高等教育的公共補貼，使「公共化」更加無法排上公眾支持的改革議程。
什麼才是合乎「社會正義」的高教政策？
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論並非完全沒有道理，部份回應僅以「教育不是商品，不該市場化」為由反駁，可能不足以清晰說明問題所在。容我在此試著一一分析辯論，究竟什麼才是合乎「社會正義」的高教政策？
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論說到：「公立的高等教育」多半由「高社經地位者」取得，而且未來多半收入較高，所以低學費政策的教育補貼有違社會正義，應當讓公校學生依「使用者付費」邏輯多付費，才是合理的「重分配政策」。但是，我的反問是：為什麼不是採取「普遍公共化的低學費高教體系」，讓高等教育的進入門檻與「財務能力」脫勾，頂多與「學術能力」相連，而在未來「稅收」上，再採取強化的「累進稅制」，向富有的人多課稅、作為窮人的社會福利及整體的教育支援，以達成更好的「重分配」效果？我認為，這種透過「稅收重分配」的作法，與「使用者付費」比較起來，效果更好、而且能避免其可能的壞處，這些理由包括：
第一、有機會接受（公立）高等教育的人們，雖然的確「平均」社經地位與未來收入都較高，但並非代表「每個人」社經地位與未來收入都較高。站在「劫富濟貧」的重分配角度來看，依「實際所得」課稅的「稅收重分配」模式，必然效果比依「平均未來所得」收取不同學費的「使用者付費」模式來得好，也來得準確，避免「辛苦考上台大的窮學生」（但又還沒窮到符合減免學費的標準），必須因為反映成本的「高學費」而讀不起。
第二、雖然公共化的高教政策是用「稅收」來支付「部份人」才享受得到的高教資源。但「稅收」不一定是要如其表面的來自「全民」。實際上，只要進行積極重分配的稅改，例如更強化「累進稅制」，稅收過程的本身就是一個重分配（有錢的人多繳稅、沒錢的人甚至可退稅）的過程，而拿「有錢人的稅金」來辦高等教育。
第三、在現實經驗中，「使用者付費」模式搭配的實際上不是「劫富濟貧」、並非透過收高學費來設立更多弱勢獎助學金的重分配政策；相反地，「使用者付費」背後隱藏的往往是「教育私有化」：透過增加來自私人的學費收入，而減少公部門過去挹注的教育資源。這在台灣過去十多年來的「調漲學費」經驗中可為例證：儘管公立學校十多年來調漲了將近一倍的學費，但公部門對其補貼卻逐年減少，導致平均每生能取得的教育資源反而減少，弱勢學生的獎助學金也未有任何明顯增加。
第四、「使用者付費」模式透過「反映成本」導致的「高學費狀況」，將會使得學生求取學問上必須緊扣「成本效益考量」，進而將導致「學習功利化」：僅求取未來能賺錢、能「回本」的應用學問，而放棄調符合整體利益或個人實現的基礎科學。這樣的發展將扭曲了學術的本質、影響了知識內容發展，使得能讓全人類邁向解放、但無法讓個人獲利的激進批判社會研究在高等教育中更不可能存續，或根本沒人要學了。這樣的情況，高等教育將不只在「資源分配」上無法合乎「社會正義」，將連其「教育內容」也將更偏向社會上的優勢階級（教出得起高學費的人偏好的高文化知識、排擠弱勢文化知識）與資產階級（教出合乎資方需求的勞動力、去除批判資本主義的知識），大學將成為鞏固「社會不正義」的堡壘所在，完全成為「再生產」的工具。
我相信，這些扭曲的狀況並非重視「社會正義」的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論者，所衷心期望的。倘若我們的分析是正確的，那麼我們應當做的是支持「公共化、低學費的高教政策」，在這基礎上推動一切不論是在「資源分配」或是在「教育內容」上能合乎與邁向「社會正義」的教育政策改革，而小心「使用者付費」邏輯所可能潛在的危機。
（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）
出處：立報
在上一次的高教政策的迷思系列之一中，我們討論到應當是讓「高教公共化」，增加「公共補貼」，或者以「辦學好壞」來有限地「調整補貼」（而採低學費、或無學費政策），都會比以「辦學好壞」決定「學費調整與否」（很可能導致高學費，以及促成「教育私有化」）來得更好。
但是，前述我倡議的這種「公共化、低學費」政策，卻被部份人士指稱為「有違社會正義」的政策。相對地，他們提出了一種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的說法，而甚至批評公共化、高補貼的高教政策將強化「階級再製」、有違「資源重分配」的原則。我認為，這些說法雖然探究到了「社會正義」的核心問題，但其提出的概念有其偏誤和不足，卻又一定地影響了公眾的思想與討論，值得我們和「反高學費運動」支持者一齊積極面對。
解析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論
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論主要的論述主要包含了兩個邏輯：
第一、補助高等教育的錢來自於「全民」的稅金，但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人只是「一部分」的人而已（根據內政部統計，儘管到現在，20歲到24歲的人口中，也僅有45％的人取得大學畢業的教育程度而已；也就是大約只有半數的學齡人口能接受高等教育），他們認為，用「全民」的稅金補貼「一部分」人的高教經費，是不合理的，特別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未來往往相對「高收入」，還不讓他們支付「合理的教育成本」（也就是「高學費」），是有違社會公平的。
第二、除此之外，他們指出目前台灣的教育資源在「學校之間」也是不平等的分配。在台灣，只有3成的大學生是就讀公立大學，這些「公校生」享受好的教育資源、卻只需負擔低學費，而且普遍來說這些人的家庭社經背景都較好；而另外的7成大學生是「私校生」，幾乎沒取得公共補貼，整體資源較不足，卻得要負擔高學費，卻多半來自社經地位較差的家庭。他們指出，這是一種公共資源的「反向補貼」，有違社會公平，所以，特別是公立大學應當調漲學費，讓社經地位較佳的學生負擔較高的成本。
這兩個論述過去從部份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（可參閱台大經濟系吳聰敏、駱明慶教授等人的相關論文）開始流傳，而在今年6月台大校長李嗣涔對「台大是否要調漲學費」的發言中引爆。李嗣涔公開說到：「台大學生享受一流教育資源，且平均來自社經地位較佳的家庭，如果不漲學費根本是『不公不義』！」一時之間，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正式成為了「高學費政策」的主要支持論述。自此我們時常觀察到一種「不該用全民的錢補助『少數人』、特別是『有錢人』，而應該對他們採取『使用者付費』的邏輯」，影響公共意見，來反對對高等教育的公共補貼，使「公共化」更加無法排上公眾支持的改革議程。
什麼才是合乎「社會正義」的高教政策？
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論並非完全沒有道理，部份回應僅以「教育不是商品，不該市場化」為由反駁，可能不足以清晰說明問題所在。容我在此試著一一分析辯論，究竟什麼才是合乎「社會正義」的高教政策？
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論說到：「公立的高等教育」多半由「高社經地位者」取得，而且未來多半收入較高，所以低學費政策的教育補貼有違社會正義，應當讓公校學生依「使用者付費」邏輯多付費，才是合理的「重分配政策」。但是，我的反問是：為什麼不是採取「普遍公共化的低學費高教體系」，讓高等教育的進入門檻與「財務能力」脫勾，頂多與「學術能力」相連，而在未來「稅收」上，再採取強化的「累進稅制」，向富有的人多課稅、作為窮人的社會福利及整體的教育支援，以達成更好的「重分配」效果？我認為，這種透過「稅收重分配」的作法，與「使用者付費」比較起來，效果更好、而且能避免其可能的壞處，這些理由包括：
第一、有機會接受（公立）高等教育的人們，雖然的確「平均」社經地位與未來收入都較高，但並非代表「每個人」社經地位與未來收入都較高。站在「劫富濟貧」的重分配角度來看，依「實際所得」課稅的「稅收重分配」模式，必然效果比依「平均未來所得」收取不同學費的「使用者付費」模式來得好，也來得準確，避免「辛苦考上台大的窮學生」（但又還沒窮到符合減免學費的標準），必須因為反映成本的「高學費」而讀不起。
第二、雖然公共化的高教政策是用「稅收」來支付「部份人」才享受得到的高教資源。但「稅收」不一定是要如其表面的來自「全民」。實際上，只要進行積極重分配的稅改，例如更強化「累進稅制」，稅收過程的本身就是一個重分配（有錢的人多繳稅、沒錢的人甚至可退稅）的過程，而拿「有錢人的稅金」來辦高等教育。
第三、在現實經驗中，「使用者付費」模式搭配的實際上不是「劫富濟貧」、並非透過收高學費來設立更多弱勢獎助學金的重分配政策；相反地，「使用者付費」背後隱藏的往往是「教育私有化」：透過增加來自私人的學費收入，而減少公部門過去挹注的教育資源。這在台灣過去十多年來的「調漲學費」經驗中可為例證：儘管公立學校十多年來調漲了將近一倍的學費，但公部門對其補貼卻逐年減少，導致平均每生能取得的教育資源反而減少，弱勢學生的獎助學金也未有任何明顯增加。
第四、「使用者付費」模式透過「反映成本」導致的「高學費狀況」，將會使得學生求取學問上必須緊扣「成本效益考量」，進而將導致「學習功利化」：僅求取未來能賺錢、能「回本」的應用學問，而放棄調符合整體利益或個人實現的基礎科學。這樣的發展將扭曲了學術的本質、影響了知識內容發展，使得能讓全人類邁向解放、但無法讓個人獲利的激進批判社會研究在高等教育中更不可能存續，或根本沒人要學了。這樣的情況，高等教育將不只在「資源分配」上無法合乎「社會正義」，將連其「教育內容」也將更偏向社會上的優勢階級（教出得起高學費的人偏好的高文化知識、排擠弱勢文化知識）與資產階級（教出合乎資方需求的勞動力、去除批判資本主義的知識），大學將成為鞏固「社會不正義」的堡壘所在，完全成為「再生產」的工具。
我相信，這些扭曲的狀況並非重視「社會正義」的「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」論者，所衷心期望的。倘若我們的分析是正確的，那麼我們應當做的是支持「公共化、低學費的高教政策」，在這基礎上推動一切不論是在「資源分配」或是在「教育內容」上能合乎與邁向「社會正義」的教育政策改革，而小心「使用者付費」邏輯所可能潛在的危機。
（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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